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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老领导崔荣汉:大连开发区从蹒跚学步中崛起

  开发区从蹒跚学步中崛起

  ——本报记者专访老领导崔荣汉

  文/本报记者 林芝

  在大连百年的成长历程中,1984年的10月15日是值得书写的一天。那一天,大连经济开发区在大连湾畔的小渔村——马桥子举行了奠基仪式,大连人开始了自己新的梦想。今天,当我们走过这座风景如画,洋溢着现代化大都市气息的城区时,年轻的一代很少知道,为了这片新区的诞生,父辈们曾付出的努力。

  在开发区建区22周年前夕,记者专程来到了老领导崔荣汉的家。作为原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奠基人之一,崔老对这座城市和开发区有着特殊的感情。与崔老面对面,老人深情地讲述了20多年前开发区诞生坎坷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1 一问三不知碰了个大钉子

  1979年的春天,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四个城市兴建特区。

  这个喜讯传到了大连。“南方建特区了,我们怎么办?”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首先向崔荣汉发问:“南方有四个特区,咱北方就不能搞一个?在大连搞一个行不行。”但是怎么搞呢?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崔老笑着对记者说:“说句实话,当时对这些新词还真是搞不太清楚。不过,当时大连还是有一些对外开放的措施,最主要的就是‘三来一补’,最典型的就是无线电一厂和日本三洋公司合作。虽然有了这些小的贸易,但是我们还是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大连建特区。”

  1980年,华国锋到朝鲜访问,回国时途经大连休养。在向华国锋汇报工作时,崔荣汉大胆地提出了想在大连建特区的要求。“当时华国锋说,对特区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工作是谷牧同志负责,还是让他来一趟吧。果然,华国锋走后没几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就来到了大连。”崔老说。

  谷牧来了,崔荣汉再次提出了建特区的要求。谷牧笑着对崔荣汉说:“我问你三个问题,什么叫特区?大连为什么要建特区?大连有什么条件建特区?”谷牧的三个问题问的崔荣汉哑口无言。

  谷牧又接着向崔荣汉介绍了在南方建设特区的背景:“闽粤一带有海外关系的人特别多,如今,南方的特区还在建设中,中央还在观察,所以现在不是大连建特区的时候。”崔荣汉回忆说,当时他很能理解中央领导的意图,当时建设特区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中央不答应我们搞特区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建特区的问题暂且搁了下来。(大连晚报)责任编辑:牛鑫1发表评论

  2 费尽心思选址做好“开战”准备

  在谷牧那里碰了钉子,崔荣汉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三个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说来也巧,这个时候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了老领导的关照,崔荣汉毅然决定带着一队人前往广州,准备看个究竟。

  在任仲夷的帮助下,崔荣汉一路绿灯参观了深圳、珠海。然而参观的收获却不让崔荣汉满意:“那边的同志也是在边干边学,因此也就不能给我们提供成熟的经验。不过那次参观还是让我们开了眼界,思路也比以前清楚了些。回来后我们决定,干不干先选个地方,做好准备。”

  如果真的是搞特区,是把全市都变成特区,还是另选一个地方呢?在当时,崔荣汉和其他领导都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样都要找个地方作为招商引资建企业的地方吧,于是,我们就开始选址工作。”

  当时的备选地址有很多,到底选在哪,让崔荣汉费了不少脑筋:旅顺南路,可用之地太少;旅顺北路,虽然地皮是有的,但是除去部队用地和机场外,就所剩无几了;董家沟离市区太远;甘井子北部到金州一带,这里虽然有地,但有高压线、铁路、公路贯穿其中,建设企业会受到限制……

  “当时因为我在主管建设鲇鱼湾码头,所以总经过马桥子一带,我一下子就看好了这片宝地。这里距老市区27公里,距周水子机场、大连港和金州都比较近。正在建设的大窑湾港和电厂又与它相连,而且风景和视线也好,可以看到整个大连港。最重要的是,它的发展空间比较大,向西、北、东都可以延伸,所以,当时我们就选定了这个地方。现在看来,我们选址选的很正确。”崔老感慨道。(大连晚报)责任编辑:牛鑫2发表评论

  3 没有像样厕所曾让外宾尴尬

  1984年3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采用特区的某些政策,在沿海选一些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首批选定了8个城市,而大连名列其中。

  在一次开放城市会议上,“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名词首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会议中,大连不仅和其他城市一样获得了建设开发区的资格,而且中央还提出大连可以更开放一些,并拨给了大连1亿美元的外汇额度,这样的厚爱让兄弟城市都红了眼。谈起这段往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崔老至今仍难以掩饰那份自豪和喜悦。

  1984年6月1日,开发区建设总公司进入开发区,开始了意气风发的开发区建设。崔老说开发区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但小插曲过后得到的收益更加丰厚。

  在开发区的规划中,鉴于大连马路窄,不利于将来发展的情况,在建设开发区之初,就把一些主干线马路的宽度定在了100米。此举在现在看来似乎平常,但是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视察时指出,开发区的土地是用来赚钱的,寸土寸金,把马路修这么宽,引进项目的地皮不就变少了,这不是浪费钱吗?于是对大连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修宽马路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后来大家的声音也都统一了起来。

  崔老告诉记者,在开发区建设之初,到底要不要引进国内企业也引发过不少的争议。“我当时是坚持要搞内联的,省委也很支持,而有人却认为国企进来会占用外企的位置,也是一种损失。我当时认为开发区不能冷冷清清地就迎接外商,要先有企业进驻,有个好的开始。于是,当时我们首先迁进了易拉罐厂、东方电脑,还修建了大量的标准厂房,开发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建设开发区,招商引资很重要,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硬件设施的建设。说到这,崔老给记者讲了一件很尴尬的事:“当时,日本原外相大来先生作为谷牧副总理的顾问,携夫人和一些日本客人来开发区,当时开发区连个接待的地方都没有。这期间,大来的夫人提出要去卫生间。我当时就有点慌,这里哪有卫生间,只有农村的旱厕,结果可想而知,我当时特别的尴尬。其实,我曾几次和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说过,要搞个接待的地方,一定要把厕所搞好,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有了这次尴尬后,开建集团马上开始着手建接待室,包括厕所。紧接着又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厦,如金马大厦、银帆宾馆,让开发区的接待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大连晚报)责任编辑:牛鑫3发表评论

  4 最大缺憾

  当时人才太匮乏

  1984年10月15日,经过了几年的卧薪尝胆,崔荣汉不仅搞懂了当时没有回答上来的三个问题,还勇敢地迈出了实践的步伐。如今,开发区走过了22年的历程,它今天的繁荣既在这位奠基人的意料之中,又超出了他的想像。作为全国第一个开发区,大连开发区有太多的佳绩让崔老感到骄傲,然而也有一些事让他感到终生遗憾。

  “最遗憾的就是当年错过了摩托罗拉公司。”据崔老介绍,大连解放时,只有电话19000门,而且老旧不堪。打倒“四人帮”后,市里用了很大力量,淘汰了2000多门旧电话,增加了5000门,加起来就是22000门,这个数字当然跟不上大连发展的步伐。“有人说我们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所以当大连确定能拿到1亿美元外汇额度时,我们马上决定用其中一部分从瑞典引进1万门程控电话。”

  就在崔荣汉和其他领导为这1万门电话欣喜若狂时,突然来了个美国公司推销手提电话。“当时这个项目没有谈成,它就是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后来落户到了天津。后来我们总结这次失误的原因。一个是当时我们刚刚引进了程控电话,其次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外汇。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提电话。后来,我们才明白,如果当时在买进手提电话的同时,再引进制造技术,那会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崔老说,如果要总结过去的话,开发区建设中最大的缺憾就是当时人才的匮乏,不然的话,今天的开发区会更加的繁荣。(大连晚报)责任编辑:牛鑫4发表评论

  赋闲在家心挂城市

  第一次在崔老家见到崔老时,崔老的平和、幽默出乎记者的意料,一下子打消了小记者见大领导的紧张。作为大连市民熟知的老领导,崔老曾任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如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他依然关心着城市的建设和下一代的成长。崔老告诉记者16年前他被确诊为肺癌,经过手术后,这十几年里他生活的很快乐很幸福。

  崔老的家里,花团锦簇,秋日里崔老自己侍弄的菊花争奇斗艳。客厅里还悬挂着崔老的书法作品。很多人都知道崔老的字写得很好,但是崔老却谦虚地说:“我以前根本不写毛笔字,还是和日本北九州市建立友好城市的时候,我们去日本考察,每到一处,日本人都请我们用毛笔留言,我们当时很犯愁,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写了,后来就不知不觉拿起了毛笔。”崔老说,后来他也不经常练习,只是有朋友求字的时候,才会兴致所至写上几笔。

  赋闲在家,崔老最喜欢和老朋友们打打门球,崔老说这项活动最适合他,活动量不大,户外空气又好,还可以边打边和朋友聊天。采访中记者得知,崔老和老伴都是超级戏迷,家里的京剧卡带、CD、VCD都是数以百计,但是崔老依然很谦虚地告诉记者:“就是喜欢,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唱的。”(大连晚报)责任编辑:牛鑫5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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